【按】琅琊王氏不但在政治、文学、书法等方面世有伟人，军事上亦多名将，如秦朝王贲、王翦，东晋的王敦、南朝陈的王猛，五代的王审知，北宋的王韶、王厚，明朝的王守仁等等，都是琅琊王氏在军事上颇有造诣的杰出人物。王韶是琅琊王氏重要支脉——江西德安锹溪王氏在北宋的杰出代表，他出将入相，文武全才，是整个北宋一朝最杰出的军事家。本文专题梳理王韶的军事思想。

论北宋军事家王韶的军事思想

王可喜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 咸宁，437100）

摘  要：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韶，在神宗熙宁年间经略熙河，主导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官至枢密副使。王韶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积累、总结了丰富的民族思想，如恩信招抚、汉法教化等等；在军事斗争过程中，又形成了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其军事著作《熙河阵法》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著录，可惜原书已佚。兹据王韶经略熙河的实践与史实，钩稽、梳理、概括王韶的军事思想。

关键词：王韶；《熙河阵法》；军事思想

王韶（1030－1081），字子纯，纯一作淳、醇，号敷阳子，江州德安（今江西九江德安县）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曾巩同榜进士，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官至枢密副使。王韶以文出仕，以武报国，神宗熙宁年间经略熙河，主导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熙河之役是“强兵”的重要体现，是整个变法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王韶成为王安石变法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和具体实施者，是“强兵”战略实践的中坚、骨干。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评曰：“王子醇天下奇才也。……韶以书生知兵，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1] 西北大学陈峰教授在《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一书中评价说：王韶“是本朝历史上最善用兵、也最具胆魄的军事统帅，其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已足以与古代名将相媲美。”[2]

王韶经略熙河，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积累、总结了丰富的民族思想，如恩信招抚、汉法教化等等。在军事斗争过程中，又形成了其丰富的军事思想。王韶著有军事著作《熙河阵法》，南宋孝宗朝尚由其曾孙王阮刊印过，朱熹还向王阮提出了校对意见。《晦庵集》卷六十《答王南卿》：“《阵法》细看，尚有误处，如上卷第五板，阵法内左边两队各欠马军红点二十五人；第四板阵法凡马军后并无押队、照队；中卷第一版‘四十万人而增之至三十万’，其‘四’字当作‘由’字。幸更详考，恐更有此等当改正也。”[3] 王阮刊刻的是三卷本，《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作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熙宁收复熙河阵法》三卷，观文殿学士九江王韶子纯撰。”[4] 应该就是王阮刻本。

王韶的军事思想在《熙河阵法》中当有充分体现，可惜已佚。现据相关史料，参照《孙子兵法》，结合王韶经略熙河的实践与史实，钩稽、梳理、概括王韶的军事思想如下。

1.上下同欲，择明主而倚之。

孙子云：“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5] 意即：官兵同心,上下齐心协力,就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将帅有才能而君王不直接驾御的情况下才可以取得胜利。《东都事略》卷八二《王韶传》载：“时神宗初立，韶内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神宗览而奇之，召问方略，以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从此开始经略熙河。王韶在《平戎策》中，提出了西夏可取，必先取河、湟，以断西夏右臂的总构想。王韶深知，只有朝廷的目标与自己的理想一致，只有朝廷委之甚专，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明主宋神宗是为可倚，明相王安石亦为可靠。后来经略熙河过程中，一开始就遇到巨大阻力，可谓是麻烦不断，若没有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全力支持，成就这一番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正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2.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5] 意即：上等的用兵策略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以外交途径战胜敌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王韶在经略熙河过程中，实践、贯彻了这条原则。毕沅《续资治通鉴》载：熙宁四年八月“癸酉，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领其事。初，议取河、湟，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韶悉主之，遂至秦。会诸将以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縻之，议先致讨。韶因案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以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韶以东，龙珂率其属十二万口内附。既归朝，自言；‘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赐姓包氏。’帝如其请，赐姓包、名顺。”[6]  此乃王韶以诚信、胆量与谋略实现民族和解之成功范例，这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不战而屈人之兵”。

3. 从易者始，避强击弱。

孙子云：“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5] 进攻目标，特别是首攻目标的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作战的胜败。只有把首攻目标选择在敌人的弱点上，才有可能达成突破一点而及其余的作战目标。强与弱是矛盾的统一体，任何防御部署，都是由强点和弱点的有机结合而构成的。先打弱点，不仅容易奏效，而且打下弱点，强点因失去弱点的支持，也就必然转化成为势孤力单的弱点了。因此，避强击弱、拣弱者先打的作战原则，历来为兵家所重视。王韶深谙此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戊辰，“王安石言王韶欲讨南市、经略摩正事，上以韶为是，既而曰：‘韶能了此否？’安石曰：‘观韶所奏，甚合事机，然兵有利钝，则未可知。若此举未胜，必须再举，胜而后已。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摩正最为易者，或不能决胜，即士气沮坏，敌情轻我，难复言经略矣。’上曰：‘西人敢来助否？’安石曰：‘元昊、谅祚或敢来，今决不敢也。’”[7] 王韶所奏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我们略可知其大致用意，即“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摩正最为易者”。神宗“以韶为是”， 王安石也认为“甚合事机”。 这就是贯彻避强击弱战术，先攻木征，可涨我士气，为后面全面收复熙河打下坚实基础。

4. 险为我用，置死地而后生。

孙子云：“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5] 意即：把军队布置在无法退却、只有战死的境地，兵士就会奋勇前进，杀敌取胜。王韶亲自实践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五年八月甲申，“管勾秦凤路缘边安抚司王韶等言收复武胜军。诏其合修堡寨处所以闻。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属降人者并给还，或先已支用者偿其直。先是，七月韶举兵城渭源堡，遣将破蒙罗觉，遂城策繖丕勒，破穆尔瑞巴族。贼时处高恃险，诸将欲置阵平地。韶计贼苟不肯捨险离巢穴速斗，则我师必且徒归，而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乃径领师至玛尔巴山踰竹牛岭，压贼军而陈，下令曰：‘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贼乘高下战，官军稍却。韶亲擐甲麾帐下兵逆击之，贼众溃走，获首领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震。”[7] 在敌人处高恃险之时，王韶深知“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并明令“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在自己带头冲锋陷阵的鼓舞下，全军拼搏勇杀，终使“贼众溃走”，真乃文武双全的大英雄！

5.避实击虚，趋其不意。

孙子云：“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5] 意即：带兵的基本战术要象水往低处流那样，不吃眼前亏，避其锋芒，从敌人的薄弱之处打击，让敌人不知道哪里是坚守、哪里要攻打，趋其不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续载：“会摩正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玛尔巴山，韶语诸将曰：‘若官军至武胜，则玛尔巴山可一举而定。’乃令景思立、王存将泾原兵由竹牛岭南路张其军声，示其不疑，而韶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未至十里，遇贼破之，辖约等弃城夜遁，大首领吹斯繖王阿噶出降，遂城武胜。”[7] 在“贼众溃走”、“洮西大震”之后，“木征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抹邦山”，王韶知道正面的敌人甚为强大，于是采用避实击虚之策，令景思立、王存虚张声势，摆出一副进攻态势，让敌人不疑，实际上自己“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攻敌人薄弱环节，以致敌人或逃跑、或出降，很快攻下武胜。真可谓是神出鬼没，精彩至极！

王韶收复熙州、河州战役也运用了避实击虚，趋其不意的战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载：“初，韶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败，疾驰而西，会兵于熙州。熙州方城守，韶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谋所向，诸将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以待我。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趋定羌城。”[7] 王韶非常明确的指出，“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可见其是有意识的在运用这一战术。

6. 声东击西，攻其不备。

意即：忽东忽西，即打即离，制造假象，引诱敌人作出错误判断，然后乘机歼敌的策略。为使敌方的指挥发生混乱，必须采用灵活机动的行动，本不打算进攻甲地，却佯装进攻；本来决定进攻乙地，却不显出任何进攻的迹象。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敌方就无法推知己方意图，被假象迷惑，作出错误判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六：熙宁六年七月己未，“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旨令臣躬将士卒，往视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泾原兵马，而委臣就本路择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凤路先差下策应强壮三千，尽以付臣，为思立后继。若有警急，即专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军应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诚善，若声言应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计。’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贼，如安石所料。”[7] 王安石明白了王韶用意，“声言应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好计策！实施情况如何呢？《续资治通鉴长编》同卷续载：八月庚寅，“是日，熙河路走马承受李元凯奏：‘王韶自露骨山过，一日至五七下马步行。’上不知韶路径所趣，甚忧之。前此，王安石答韶书云：‘以万人为景思立后继，甚善，想当以其间攻洮、岷所不戒也。’上再三言：‘韶不当如此罢敝兵甲。’安石曰：‘韶颇有计虑，举动必不妄。’退召问习知路径者，乃言如此出师大善。”“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破摩正弟巴珍觉，尽逐南山诸羌。摩正震恐，留其党守河州，自将精锐尾官军伺击。诸将皆欲直走河州，韶独私念：兵抵城下，摩正必为外应，而四山蕃部得气，且复坌集，则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踪迹摩正所在，与战，破走之，然后抵城下。时守者犹以摩正至，已而知其非是，乃出降，遂城之。”[7] 王韶声言援河州，实乘其不备，定下南山诸羌，使摩正震恐，又遣景思立破走摩正，然后抵城下，以致“守者犹以摩正至”，可谓一举多得，精彩至极，用的正是声东击西，攻其不备之计。

7. 围魏救赵，各个击破。

围魏救赵，是指当敌人实力强大时，要避免和强敌正面决战，应该采取迂回战术，迫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发动攻击，各个击破，置敌于死地。王韶收复熙州、河州战役从大的方面看，是运用了围魏救赵、各个击破的战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载：“初，韶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败，疾驰而西，会兵于熙州。熙州方城守，韶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谋所向，诸将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以待我。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趋定羌城。三月丙午，度洮，遣王君万等先破结河川额勒锦族，以断通夏国径路，斩千余级。韶进兵宁河寨，分遣诸将入南山，破布沁巴勒等族，复斩千余级。贼知党援既绝，且恐断南山归道、乃拔寨遁去。甲寅，韶遣诸将领兵旁南山焚族帐，斩三百余级，即日通路至河州。果庄等余众保踏白城西，杓摩雅克等族，去河州百余里。四月辛巳，师自河州闾精谷出踏白城西与蕃贼战，斩千余级。壬午，进至银川，破贼堡十余，燔七千余帐，斩二千余级。癸未，分兵北至黄河，西至南山，复斩千余级。又遣将领兵入踏白城，葬祭阵亡将士。甲申，回军至河州。乙酉，进筑阿纳城，前后斩七千余级，烧二万帐，获牛羊八万余口。摩正率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7]王韶明确指出，“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经过采取迂回战术，破其外援，于是敌人“遁去”；再经过几天的战斗，各个击破歼灭敌人，最终摩正投降，大获全胜。

8. 以逸待劳，择机出击。

孙子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5]“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5] 意谓困敌可用积极防御，逐渐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强变弱，而我因势利导又可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不一定要先进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甲辰，王韶奏，已领兵自秦州入熙州。上深怪韶轻易，王安石曰：‘韶此行不为轻易，西贼在马衔山外，摩正在洮西宁河寨左右，韶日行秦、熙境内，若贼入，须有烽火斥堠，安能近韶，若防刺客之类，即五百人不为少。况又沿路城寨所收兵五六千人，何所惧而不进？’因言唐太宗与颉利语事，上曰：‘太宗有兵随其后至。’安石曰：‘韶去贼远，又已集兵通远，臣窃以为无可虑者。韶昨与臣书，已进呈欲扼要害勿与战，须其人心离溃乃要而击之。且欲以修常诃诺城致贼，皆不为失计。兼累书及累奏，皆言持重，必不肯率易取败。’上令安石作书戒韶，安石谓不须如此。先是，上言韶若入熙州坚守为得计，安石曰：‘恐韶不得坚守，必择要害地据而扼之，候其师老人饥，然后讨击，乃为得计。’已而韶报安石书，所计悉与安石同。”[7] 王韶领兵自秦州入熙州，旨在“扼要害勿与战”，“候其师老人饥，然后讨击”，让自己占主动，消耗敌人锐气与力量，是典型的以逸待劳战术。

王韶经略熙河，披坚执锐，深入作战一线，恩威并用，五六年间，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战术，其军事思想一定是非常博大丰富的，鉴于《熙河阵法》已佚，仅据现有史料整理以上八个方面。王韶无愧是宋代“最具胆魄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军事家！

参考文献

[1]（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2] 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宋）朱熹.晦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徐小蛮，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吴九龙.孙子校注[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6]（清）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王可喜（1968—），男，湖北通山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词学、文献学。已在《文史》、《文学遗产》、《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