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论文三槐王氏开派始祖王祐名讳考辨

 
据新闻媒体报道，王姓人口9500多万人，成为中国第一大姓^[1]。而在王氏中，最早、最大的支派为太原与瑯琊，在两大支派之后，衍生出最有名气的支派当属三槐，三槐王氏是众多王氏子孙繁衍中最大的一支，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三槐王氏开派始祖为北宋真宗宰相王旦（字子明）之父王景叔，其名讳传今大致有如下三种说法：一说为王祐，受大陆推行简化字影响，今又作王佑；又一说为王𧙗，常见于王氏家谱中，但各类字典均查无此字；另一说为王祜，山东省莘县原负责地方史志工作的县政协副主席杨巨源先生曾撰文论述为“王祜”^[2]，今大多人受其论述观点影响，认作“王祜”。
   
王祐（祜），字景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二十五史》、（宋）王称《东都事略》卷《王祜传》、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苏轼《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九《三槐堂铭》、（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和（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之史书作“王祜”；（元）脱脱《宋史》卷《王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和《太宗实录》作“王祐”。
 
张祐（祜），字承吉。唐代诗人，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中作“张祜”，《全唐诗》录郑谷诗下的小字夹注曰：“杜牧舍人赠张祐处士……”又写作了“张祐”。宋代晁公武的《群斋读书志》作《张祜集》；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作《张祐集》。元代有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粤雅堂本）作“张祐”。因为不易分辨是“张祜”还是“张祐”，后世不少刊本干脆作《张处士诗集》或《张承吉文集》（前者见旧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晚晴著名藏书家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后者见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本）。
 
萧祐（祜），新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有一篇纪传，其中《旧唐书》作“萧祐”，而《新唐书》却作“萧祜”。其名究竟是“祐”还是“祜”？两种《唐书》竟无“校勘记”可资参考，颇无奈。
 
陈祐（祜），《全元诗》第4册第148--151页辑录陈祜诗14首，辑录者作“陈祜”。《元史》卷一六二、一六八，以及其他文献或作陈祐，《元史》卷一六七则作陈天祐。关于陈祐记载较早的文献应该是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该书卷五十四《大元故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陈公神道碑铭并序》写道：“公讳祐，字庆甫，世家趙之宁晋。”在《秋涧集》中保留有《寿总管陈公》、《寄陈按察庆甫》、《送陈按察赴任山东》、《寿陈节斋》、《申明宣慰使陈祐状》等诗文中，均作“陈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十八册第47页《琴堂书事》、第51页《陈庆甫诗石刻》，陈祐亦作“陈祜”。
 
另外还有“羊祜与羊祐”、“赵祜与赵祐”、清代画师“孙祜与孙祐”、唐齐王“李祐与李祜”、明代“周祜与周祐”、《后汉书》中的“吴祐传与吴祜传”等等，除了这些人名外，宋代以“祐”为年号的传世相关古籍资料，也出现混淆不清，大多变成“𧙗”，个别变成“祜”。                 
   上述列举多个案例中，说明名字混淆的不只我王氏一家独有，本文因重点讨论三槐王氏开派始祖名讳，因此不讨论其他人，关于三槐王氏开派祖的名字，从目前已知的资料中，主要有“祐、𧙗、祜”三种写法，据（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三○《王祜传》、（元）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祐传》记载：王祐，彻子，字景叔，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人。生于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卒于北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年六十四。
 
关于王景叔名讳出现三种写法，主要是如下两种原因造成的：
 
一）传抄错误与刊刻错误。“祐”与“祜”字型高度相似，稍不注意的话，“祜”字手写时就很容易把第六划竖写成撇，变成“祐”；而版刻时大多为宋体字，竖比撇容易刊刻，这时“祐”就容易错成“祜”。但错写成“𧙗”字，则概率不大。
 
二）避讳原因造成的。此种则为故意错误，因为遇到皇帝名字或规定的忌讳用字，那么百姓就得改，严格的时候，不但改字音，还得改字形。政令松散时，只需要给避讳之字增减笔划即可，如永乐皇帝敕令与御制书，将张三丰的“丰”字增笔书写作“伴”，大明朝的“明”增笔写成“眀”（见南京明孝陵），圣人孔子讳“丘”作“斤”或“乒”等。
 
假设三槐王氏开派始祖叫王祜，如果是误抄或误刊，那么王祜的名字就会错成“王祐”，没有理由错成“王𧙗”，那么家谱中的“王𧙗”是怎么来的？再说此种错误并非王氏一家，如传世至今的部分史料中，宋朝的年号也有误作“𧙗”，通过查询古代各类字词典籍，均未收录“𧙗”字，更无释义解释，显然该字是一个异体字（错别字），且官民多家故意这样误写，在文风严谨的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如明朝时，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首；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門”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首。从避讳的角度来说，“祜”可以改成“祐”，如“朱祜”避讳东汉安帝“刘祜”，被改名“朱福”，后来写作“朱祐”。以及按避讳法则之增减笔划，可以把“祜”写缺一笔，还可以增一笔成“𧙖”，事实上，纵观所有史志古籍，三槐王氏开派始祖除了“祐”、“祜”、“𧙗”这三种写法，并没有“𧙖”名写法，再说王景叔出生之后并没有出现以“祜”命名的皇帝。所以上述假设均不成立，王景叔不可能叫“王祜”。
 
因此，三槐王氏开派始祖真实名讳为王祐，宋体版刻时，第六笔如果刻竖，则比撇容易，所以“祐”变“祜”不是没有可能，但在文风严谨的古代，“祐”被误写、误刻“𧙗”可能性则不大，但确有该写法，是避讳制度造成的。因为从避讳的角度来说，“祐”可以写成“祜”，也可以写成“𧙗”，王景叔出生后有两个皇帝名字中含“祐”字，分别是后汉隐帝“刘承祐”与大明孝宗“朱祐樘”。
 
公元948年正月后汉隐帝刘承祐18岁继承皇位，王祐时年23岁，避讳刘承祐是常理之事，陈垣《史讳举例》载“隐帝，高祖子，承祐，祐当作祜”，也就是说遇到“祐”字，就得写成“祜”字^[3]。关于刘承祐避讳例子还有如《宋史·杨承信传》载“杨承信,是后唐的将军,归降后汉王朝后,避汉隐帝刘承祐的讳,去掉承字,改单名为信。”
 
公元1470年明孝宗朱祐樘出生，1475年立为太子，1487年继承帝位。明初避讳之法亦甚疏。有避讳的例子，如“元”改“原”、“元宝”为“通宝”、刘汉章易字等，也有不避讳的例子。真正以明文加强君王避讳实始于天启、崇祯之世。光宗讳常洛，熹宗讳由校，崇祯讳由检，原本惯例只避后一字，到了天启元年就下令：凡从点水加各字者，俱改为雒（即“洛”改为“雒”）。各王府及文武官职有犯庙讳者，悉改之，凡“常”字皆改为“嘗”，或缺末笔。又下令：凡以禾交字者，俱改为“较”。（只有督学称，“较”字不适合，才改为学政。）各王府及文武职官有犯者悉改之。开始尚不讳“由”字，后来乃改为“繇”。到了崇祯三年，就下令从太祖、成祖开始一直到光宗、熹宗的所有庙讳均要回避。由此可见，明讳之严，实起于天启崇祯之世。虽然此时王祐已逝去多年，但留有王祐名字的史料，如果在明代中晚时期重刊，就必须避讳改字^[3]。
 
如江西《三清山志》里就记载，王祜(1423～1515)(祜原作祐,因避明孝宗朱祐樘讳,改作祜),又名王赵祜,字永祦,号帽峰,道号费隐,又号颐乐翁,王霖裔孙。江西德兴延溪(今引浆村)人,明代道士，与两位弟弟共同开创三清山的道教事业^[4]。
 
如明嘉靖丙寅年《永昌王氏族谱序》“……按王氏之先本晋公𧙗裔……”；明成化进士陈英写的《义宰王公文宣墓志铭》“……义宰为晋枢部公王𧙗之后……”；明崇祯十三年《历城县志》“……十七年齐王𧙗反……”；清嘉庆25年重刊（宋）史能之纂修《重修毗陵志》中“淳祐”、“宝祐”、“皇祐”、“嘉祐”、“景祐”、“元祐”等年号中的“祐”全为“𧙗”、“……知大名府馆陶县监察御史王𧙗……”、“张时𧙗，开庆元年通直郎”；（明）张治道修《长垣县志》“……吴𧙗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先君何𧙗辞谢……”；清康熙51年重刊（明）郭实修《续朝邑县志》中“……严天𧙗字叔吉天祥第未仕……”；明崇祯15年张慎学修《元氏县志》“沈天𧙗江西人万历十二年任”、“韩天𧙗陕西泾阳举人”、年号有“元𧙗”；明崇祯10年沙蕴金修《汤阴县志》“元祐”、“延祐”年号中的“祐”为“𧙗”，等等。
 
除了国史、家谱外，在国家图书馆（中华寻根网）收藏的方志中，检索“祐”字，有1000部地方志上涉及此字，大多集中在宋代、元代、明初时期的古籍上，或者集中在清朝重刊宋元时期的古籍上，明末时期的古籍上比较少见“祐”字。检索“祜”字，同样也有1000部地方志上涉及此字，通过分析，基本上全集中在明末及清代时期的古籍上，明初及以前的古籍上极少有“祜”字。检索“𧙗”字，共有423部地方志中出现“𧙗”字，基本上为明清及以后时期的，虽然有部分宋元时期的，但也都是明清时期重刊的。
 
综上所述，“祐”字隐于明时期，取而代之的是“祜”与“𧙗”两字，这也正好符合明朝的避讳政策。明代帝王避讳问题相对于唐宋以来严格的君主避讳，有其特殊的地方。早期的宽松既源于元代的因素，也同时植根于统治者宣功颂德的心理需求，更与明代独特的皇族取名之法相关联。从天启开始，帝王避讳问题又趋严格，可以视为明帝对现实的害怕和回避，不愿意民间士子对其褒贬是非。然而靠加强思想控制、加强避讳管理，是无法真正解决明末弊病百出的社会问题的，也无法真正回避世人对其的评价，仅仅过了二十几年，明王朝的大厦就彻底倾覆，他们的名讳仍然被后人提及，他们的功过仍然为后人评论！
   
据《四库全书》中所载欧阳修为王旦所撰的碑铭中明确地写着“皇考讳祜”，而王珪的《华阳集》中载有《王素墓志铭》一文，文中王旦之父的姓名是“王祐”。
 
王素是王旦之子，王景叔之孙，孙子的墓志铭中，当不会把祖父的名讳写错，如果说孙子的墓志铭中记载的祖父的名字一定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四库全书》中所载欧阳修为王旦所撰的碑铭中也明确地写着“皇考讳祜”，王旦与其父只有一代之隔，子述父名岂不比孙述祖名更为可信？
 
另外，范仲淹、苏舜钦也先后为三槐王氏家庭的其他成员做过墓志铭，文中无一例外地都将王旦之父的名讳写作“祜”。范仲淹和欧阳修所处时代都早于王珪，范仲淹、苏舜钦与三槐家族又为姻亲，他们的记述自然应该比王珪的文章可信度更高。
 
确实，“子述父名”应该比“孙述祖名”可信度高，但此次忽略了一个避讳的政治背景，王旦、欧阳修等人社会影响力大于王珪，再说欧阳修编纂的是国史，王珪写的只是个人文集，从国史与个人文集来说，国史被后世重刊、引用的机会多于个人文集，从个人影响力来说，欧阳修的作品较王珪的作品传播广泛。
 
因此，欧阳修等人的文字作品，在后代重刊、引用的几率大于王珪的作品，遇到避讳时，更改文章中“字与音”的几率也大。只有那些名气小的作品，才能保全原状。如避讳唐太宗李世民，柳宗元文中的“民”改为“人”：“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不是出于避讳，难道大名鼎鼎的柳宗元连“民”字也写不来？
 
《二十四史》标点者根据王珪《华阳集》中的《王素墓志铭》在标点本中将《二十四史》原本中“王祜”改作“王祐”，并加了“校勘”，是正确的。
 
   
王祐（景叔）的名字形成背景与释义
 
朱全忠的后梁政权在公元907年取代李氏大唐王朝，17年后（923年），被李存勗建立的后唐取代。后唐建立第二年（公元924年）王祐出生，第三年（925年）其父王彻考中状元。添丁进爵本是双喜临门的好事，但此时，后唐虽然建立，但还有前蜀、后蜀、南唐、吴、吴越、闽、楚等割据势力，战争还是非常频繁，朝代随时更迭，民不聊生，王彻和普通百姓一样，对乱世担忧，对太平盛世的渴望。
 
王祐生于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先后历经大唐、后梁、后唐三朝的王彻，此时最渴望的有两件事：一是儿子能在乱世中平安成长，在随时面临死亡的年代，大家都渴望得到神灵的庇护；二是能早日结束乱世，进入安定的盛世。
 
因此，王彻给儿子取名“祐”，是希望得到上苍在乱世之中能给予庇护。如大唐最后一个年号就是“天祐”，即希望上天保佑大唐。当然，依赖神灵庇护长时间的战乱也不是长久之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日结束乱世，因此，王彻在给儿子取表字时，就用了“景叔”。《说文》“景，日光也。”有兴旺、祥瑞之意。《汉书·刑法志》“皆叔世也。”、《晋书·刘颂传》“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叔世即晚世、末世、乱世。“景叔”即希望兴旺、祥瑞之光润泽乱世。
 
杨巨源先生在其文章“以字推名”也是不成立的，据《康熙字典》：“祐（yòu），神助也。”而“𧙗”字，在各字典上均查无此字，为“祐”的别字。《康熙字典》：“祜（hù），福也。”《康熙字典》：“福，祐也，……”。也就是“祜”为“福”意，“福”为“祐”意，换句话说，“祜”就是“祐”的意思，那么“祐与祜”意义相同。相同意义的字，怎么推名？
 
也有人认为“景叔”是景慕羊叔子（羊祜）之意。其实“叔”与“祜”本就没有多大的关联，字里叫“叔”的，名里并不一定得叫“祜”，羊祜字叔子，是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伯、仲、叔、季），上有长兄羊发、次兄羊承。古往今来，名字里有个别字词相同，并不稀奇，有的更是同名同姓，说王景叔是景慕羊叔子，有牵强附会之意。
 
王旦（子明）及兄弟名字形成背景及释义
 
    《说文》“彻，通也”，又《说文》“通，达也”，“言”路需要通达。王祐与其三个儿子的名字，犹如王言与王彻一样，上下关联。
 
王祐出生时后唐建立两年，12岁时后晋取代后唐，23岁时后汉取代后晋，27岁时后周取代后汉，先后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政权更迭，到公元954年长子出生时，十国割据中的前蜀、杨吴、闽、马楚纷纷灭亡或被统一，此时，王祐觉得乱世有望结束，向往美好未来，所以给长子取名“王懿（字文德）”。
 
公元957年，王祐次子出生，此时后周迫使南唐取消了他的皇帝称号，几乎将其所有长江以北的地区交割给后周。王祐觉得后周强盛兴旺，有望结束乱世。随即给次子取名王旦（字子明），寓意光明即将来临，黑暗结束。
 
公元960年，王祐三子出生，在次子王旦名字的基础上，给三子取名王旭（字仲明），“旦”指早上的太阳刚出地平线，那么“旭”则指早上太阳已过地平线，寓意是光明已来临，黑暗结束。
 
从王祐给儿子取的名字，可以看出王祐当时渴望乱世结束、祈盼光明与美好未来的心理活动，犹如那些渴望男孩的家庭而给女孩取名招弟、来弟、求弟等如出一辙。
 
手植三槐的时代背景
 
公元969年，已是大宋开宝二年，有人密告魏州节度使符彦卿谋叛。魏州即大名(大名县亦名魏县)，宋太祖乃派王祐权知大名府。那个时候，莘县一带归属大名府，宋太祖要王祜衣锦还乡，许以“便宜”行事，并以赵普(一说王溥)相位相许的真实用心在于除符，王祐自是心知肚明。但王祐至大名接任后，明察暗访，却查无实据，数月无闻。宋太祖乃驿召面问，王祐直言禀报，符彦卿无谋叛事实，并以自己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甚至直谏太祖吸取晋、汉(五代)皇帝因猜忌而滥杀无辜的教训。太祖听后很不以为然，乃把王祐改派知襄州。如此以来，王祐升迁宰相的许诺当然是落空了。
 
在古代，槐树通常是宫廷官府里吉祥、富贵、尊优的象征。在《周礼》中曾有“面三槐，三公位焉”之说，意思是在彰廷门外栽植三株槐树，借以象征司马、司空、司徒三公的品位。周朝廷还在左右各栽九棵槐树，称“九棘”，以分别大臣的品位，左九棘则象征孤卿大夫的品位，群士在后，右九薪象征公侯伯子男的品位，群吏在后。世人庭院多种槐，目的就在于讨个吉兆，祈愿子孙位列三公。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王祐做宰相的愿望落空了，那么和现代人想法一样，由子孙来帮助自己愿望实现，因此在其赴襄州任前在其宅院内，手植槐树三棵，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以我们今人的思想揣度王祐当时的心情，很可能对自己当不成宰相有点生气，可能是“别看我不能位列三公，我的子孙一定有能担任宰相，位列三公的”气话。当然，也可以认为王祐这句话是他的自信或远见。但他以三槐比拟三公确是无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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